刘福华，字福墨留香。1947年11月出生于蔡甸区奓山街前锋村。现为湖北摄影家协会会员，武汉摄影家协会会员、湖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、湖北省楚风二胡专业委员会会员、武汉音乐家协会会员、武汉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武汉美术家协会会员、蔡甸区书画摄影协会常务副主席、蔡甸区音乐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。有摄影、书法作品获武汉市第二届、第四届黄鹤群星奖，个人荣获“黄鹤群文之星”称号。

艺术斑斓人生

 

刘福华

 

 

       打我记事时起，就喜欢拿画(化)石在地上或墙上画，全是依葫芦画瓢，因没上学根本不知道写的是什么，这大概是1953年的事吧。在湾里四个同龄孩子中属我年龄最小，三个都早我一年到灌宁小学读书了，而湾里人误认为我比他们小一岁，加上家里当时无劳力，里里外外包括耕田打耙靠母亲一人撑着，没顾及我这些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胡琴情缘

 

     1954年，我上小学一年级。有天，我下屋幺叔刘文高从武汉买了把京胡，在家试拉起来，我觉得好听，常凑过去听听。记得那时候拉的是楚剧和当时流行的歌曲《妈妈送我去参军》，以及胡湾的算命先生吴方文拉的一些民间曲调。只要幺叔从学校回来休息，家里就非常热闹，拉的唱的都有。还有陈湾的陈昌厚，那一曲《百日缘》选段唱的特别好。这些曲子一下子让我迷上了。于是，我找幺叔要了两根弦，把我哥自制的京胡装配起来，因那时读书负担不重，我家又是工人家庭，环境算不错的。所以每天放学后我也不在外面多逗留，径直回家，先做作业后拉琴，热冷四季都如此。那时我很用功，进步也快。1957年春节期间，大队演戏，团支部书记姚昌栋把我推上前去作主胡伴奏。我小小年龄怎么能这样？说出来都让人难以置信。作为当时一个不识谱不懂弦的我，我所拉奏的楚剧曲全是听来的，指法是靠鹦鹉学舌模仿出来的，而且拉出的音自然圆润，拉曲也随机应变。这下我的名气在大队打响了，只要大队有什么演出活动都要叫上我，我锻炼的机会更多了。

    1958年，我已读到了小学四年级，爱好胡琴的兴趣未減。有天，我听了算命先生吴方文拉的四胡，真怪，竟然发出了双音。我试拉了，根本掌握不了。胡先生当时说:“你就拉两根弦的二胡吧”。吧”。这消息被我哥知道了，特地从部队带回了一把龙头二胡和一套矿石收音机的零配件，这新鲜东西又吸引了我。于是我按图纸要求，安装室外天线，绕线圈，安装可变电容，装起了矿石收音机。有了收音机，更让我不亦乐乎，每天做完作业后，听收音机和拉琴。自有了这矿石收音机，听音乐的时间多了，无疑对拉琴很有帮助。当时，上学还经常背着二胡。为什么？因同学们都喜欢听，再是学校办节目有时要二胡。当时还没有哪位老师反对，连班主任陈荣兰老师也常站在一旁听我拉琴。在参加学校演出时，音乐老师李开万还用风琴同我一起为学生伴奏。

     到了五年级，我由灌宁小学转到长新小学。到本部后，学校更重视我拉二胡，五年级下学期，学校安排我上台独奏，记得拉的是“红旗飘飘，飞呀么飞满天”等。在这两学年中，我的成绩特别优秀，当时的语文老师、班主任是孙必友，在班上还经常念我的作文呢。校长周良善，教导主任朱知稳还经常表扬我。

     1961年，我考到了汉阳二中，到了这里又是一片天地。我爱胡琴仍与往常一样，每天上课都要把二胡从寝室里背到教室，有时是同寝室的同学帮我背。一下课同学们就会围上来听我拉琴。当时拉的是歌曲，同学们都会唱，很多时候他们跟着琴声应。有好几次同学们向音乐老师陈荣铎(当时学生称他为铎老师)说:“铎老师，他会拉二胡。”听了同学们的推荐，铎老师没回应。很久以后的一天，我同湾的同学陈祖祥又郑重其事地说:“铎老师，刘福华真的会拉二胡，把他搞到学校乐队去。”下课了，铎老师走到我桌前说:“你跟我到校务厅去下。”我当时也没问什么，径直跟着他到了校务厅办公室里。记得当时的地理老师、班主任余信武在场。铎老师拿上来一把二胡，边调弦边说:“学生都说他会拉二胡，今天我把他叫到这里拉给我们听下。”当时，余信武老师说:“是的，他每天下课时拉给同学们听”。这时，铎老师把胡琴递给我说:“随你拉什么曲吧。”我没言语，就拉了曲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。在场的老师边听边议论，说的什么没听清，只有一句我听到了:“这小个伢能拉二胡……”随后，铎老师对我说:“今天晩饭后，我和你一起到新八栋音乐室去。”到了晚上，我同铎老师相约一同去了。一进新八栋教室门口，看见的都是高中部的学生，印象最深的是曾昭才。这里早已坐满了学生，都是拉二胡的，很热闹。我虽上一年级近半个学期，今天才看见学校还有这么个队伍，感觉真是来迟了。这时，铎老师向同学们拍拍手说:“都停下来，我今天带个小伢来了，你们听听他拉琴。”于是我接过一位学生递过来的琴拉了起来，与当天上午一样拉了一曲，后加了首《小曲好唱口难开》。学生们都为我鼓掌。这时，铎老师说:“从今天开始，刘福华同学就是你们其中的一员了，你们都要向他学习。”

     由于我在班上文艺突出，从一年级下学期起，我就成了班上的文娱委员，每次学校演出节目都有我的二胡独奏，按班主任的话说:有刘福华参加演出，少淘一些神。三年来，二胡独奏成了全班乃至全校的保留节目;每天晩自习前，给同学们教唱歌曲也成了我的任务。

初中三年，就这样一晃而过，在陈荣铎老师的重点培养下，我的二胡演奏水平大有长进，能识谱，能拉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曲。1966年至1968年，是我在农村务农的三年。这三年出湖打草、挑堤、开河，我都带上京胡和二胡。那个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贫乏，喜爱二胡的人很多。到了唱样板戏时期，农村学唱演出成风。在1968年暑假期间，永安区四城垸要演《沙家浜》，戏班找到了我，需要拉京胡和教唱样板戏的。我就推荐了汉阳二中的音乐老师陈荣铎。我认为这事只有他才能承担。我和四城大队的三位队干部到了汉阳二中，找到了陈荣铎，说明了来意，当时他答应了，并送我们一行到了三红水库边。此时，陈荣铎停下了脚步，我们一行也要叫辞了。而陈老师说:“我记起来了，暑假期间学校还有活动，我帮你推荐一人。”我说:“学校没哪个老师可去了。”他却说:“我推荐一人包你们四城满意……”就这样，他把我推到了演出前台。实际我心里毫无准备和底数。结果，我按老师的意见到四城垸半月余，终究完成了任务。1969年末至1970年初，我走进了校园，成了灌宁小学的一名民办音乐老师。1970年11月，我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，到县商业局物价股工作，工作之余，我是一名业余文艺宣传队骨干。机关办宣传专栏，搞文艺活动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书画情深

 

     我和书法结缘，是从小时候开始的。还没上学，我就喜欢画画写写，虽不成形，但有那么个印象在脑海里。小学和中学都要写毛笔字。初中比小学对书法教学还要重视一些。记得汉阳二中每天下午教毛笔字，第二天语文老师点评毛笔字时，我的字打的红圈圈最多，也成了王珂老师经常表扬的对象。

      那时的汉阳二中，美术课由李香亭老师执教。这位老师教学严谨。除美术外，他还教我们的英语。据说他解放前曾当过临时翻译，他还是一名足球爱好者。李香亭老师讲课很风趣，经常讲些年轻时的趣闻:讲了他画“鸡公山”的故事;讲了“一只喜鹊的故事”……虽然他讲课扯了“野棉花”，但我们从不认为偏了题，而且启发了学生爱美术的灵气。虽然美术课当时不是专为选学者开办的，全班很多学生都画得好。于是，我的美术从李香亭老师的课堂教学中起步。

     当时的美术课以素描为主，都是老师把画好了的罐子、杯子等挂在黑板上让我们学画，那时是百分制，我的画得到的都是高分。

     我爱上篆刻，又有一段故事。1963年6至7月间，有一天，学校来了个背黄军包的中年男子，在老八栋教室外被学生团团围住，我也近前看热闹，原来是个刻印章的。他书包里全是大小不同的黑色牛角章坯，你要什么印章，他可按质论价，刻一枚只需几角钱，我也刻了一枚。我羡慕的是此人刻章不用写，直接在印面上刻，10分钟左在可刻成一枚，真不可思义。这下子，校园里也形成了刻章风，很多学生都在学刻。但他们没我条件好，主要是缺差刻章的原材料。而我呢？家门前过个小冲，再上一座山，那是有名的乌石堡——烧石灰的地方。当地人称这山叫“官山”，也俗称“窑坑”。这里有大量的楚石(石灰石分化后的石块，可打磨成章坯，用普通刀可刻划)和白色的矾石，打磨后可刻印章。于是，每个星期天回来都要采集一些带到学校去分发。我也为不少同学刻了印章。当时，学校发成绩单还要盖班主任的私章，在音乐老师陈荣铎的推荐下，我还为高力学老师刻了一枚。

     在1967年至1969年间，每逢春节，我家堂屋鼓皮两边和中堂，都会挂上我的“书画作品”。过去乡下初一的都兴集体拜年，一个小队集中起来拜年的人数可达到30多人，到了我家，大家就观摩我的书画作品，拜年也就成了书画观摩活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钟情摄影

 

     1973年5月，当时汉阳县商品标签化在全省是个创举，省商业厅准备召开现场会推广汉阳县的作法，并举办一次商品标签图片展览，这项工作落在了我肩上。于是，我到河街汉阳照相馆借了部德国产120照相机，带着摄影师陈洪德深入城关及乡下商店拍摄了一周。这也是我首次拿相机学拍，从此，我又爱上了摄影。没相机，到照相馆借。开始，我不会冲洗和印放照片，就自掏腰包去冲印放大。后来自已添置了药水和印相放大设备，自已动手，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从此，我多了项爱好。1986年6月，我和妻子用从牙缝里省下来的749元钱购买了第一部日本产“确善能135”照相机。1986年12月份，我到深圳拍了一组夜景，1987年到云南拍了－些风光片，大约在次年7月许，我拿了一部分图片请刘云伏先生作了评点和选择。之后，我的作品第一次参加县里举办的摄影展，《深圳之夜》、《三塔倒影》、《今日我十周岁》等作品在影剧院门口和正街专栏中展出了。

      1989年，我调到了县物价局工作，我一边工作，一边读北京经济函授大学经济管理物价专业，1990年结业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停为报刊投稿，经常参加市区或县里举办的摄影展，我对获奖与否并不看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拿出的作品屡屡获奖。

      由于摄影艺术发展迅速，器材更新换代快，八十年代前由于经济条件限制，我只能借相机使用，后来购买处理的二手机。从1986年开始至今，我已置换了5部135相机。在一次蔡甸宣传工作经验交流会上，我曾以“我把摄影当着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”为题作了典型发言。

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淡泊明志

   

     对艺术的爱好往往是在一种情感及兴趣下驱动的，成绩取决于勤奋、执着、百折不挠的追求，品味来源于文化素养。爱艺须修练德行，加强修养、素养、涵养;作品与人品等同，琴摄书画都要有综合性的品位，必须始终如一地修炼和执着追求。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借景抒情的因素。所以，秉持爱好应远离功利，散淡从容，静心学仿，不辞辛劳。只有高尚的人品，精湛的技艺，才能融入到琴摄书画中。如《二泉映月》，从六十年代至今，我不厌其烦地练习演奏了几十年。这里面有我对阿炳人生的同情，对曲子理解，更是因为我被旋律所打动。

      对于自已的一幅书画，要反复看，切不能自我陶醉，这样很容易走进误区。要让别人欣赏，让别人评点。人们常说“人成艺成”，也就是画品如人品。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有时懂一些音乐会对书画摄影有所帮助。我在写材料时，习惯听轻松的音乐去激发灵感。 我十分赞同“一种爱好可让人享用一生”这句话。因为我在60年代是位普通学生，70年代时是位农民和民办音乐老师，因为我有爱好音乐的特长，1970年被县商业局招收，上级主要是考虑到到我爱好书画和民乐二胡。     

     2000年，区书画摄影协会筹建，发起人经反复调查摸底后，邀请我担任常务副主席，因我当时在职，也从未在协会任过什么职务，也没胆量干。同时，我认为自已的爱好是一种自娱自乐行为，并非去带领大家搞活动。而发起人张声荣同志认为我工作认真，爱好广泛，人际关系好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选。盛情难却，我只得应允了。